文艺批评 | 申霞艳：名人家事、历史场与话剧传承 ———阅读《你和我》的三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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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名人家庭中的家长里短对于读者们来说，总是有着恒久的魅惑，总想要看看他们的生活是不是也同我们一般。万方的《你和我》将父亲曹禺的“非话剧生活”的一面呈现在读者们的面前，从母亲的去世写起，将特殊年代的父母爱情娓娓道来，同时对父亲创作生涯的重现，也使得读者可以重新理解曹禺；除了父母间的故事之外，万方还将母亲家族的故事写进书中，将当时的历史场重新恢复在纸上，侧面增添了这本书的魅力。申霞艳老师认为，家族叙事的难度不在于讲述太阳下光芒四射的故事，而是冷静地解剖暗夜里最私密的叹息、深情和难堪，突破道德的栅栏，以平常心观似水流年。
本文原载于《当代作家评论》 2020年第6期，转载自公众号“跨界经纬”，感谢申霞艳老师授权转载！
申霞艳
名人家事、历史场与话剧传承
——阅读《你和我》的三个层次
文/申霞艳
无论购书还是阅读，与标题相遇时我们都怀着一定的“前见”。名人家族拥有的粉丝多，读者的窥私猎奇心理无可厚非，名人圈的家长里短总是有着恒久的魅惑，这些“前见”使我碰到万方的《你和我》时，涌上许多逆反意识，“不得不说的故事”等噱头也多少败坏了职业读者的胃口，而我既不是话剧迷，也不是万方父亲———曹禺的研究者，逛书店时可能会与此书擦肩而过。但当我在《收获》上信手翻到此篇时，文章的开篇就像一块大磁石将附近的铁屑都吸引了，编剧对戏剧性的追求果然生效了，我固有的读书套路也被拆解掉了。《你和我》在打开幽深阔大的历史场的同时，唤醒了我们以为遗忘了的潜文本。
《你和我》，万方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0年
一、名人家事：依赖与爱
《你和我》从万方妈妈的离世写起，死亡构成这本回忆录的浓重阴影，它无处不在，让人不得不庄重以待，郑重以思。邓译生(曹禺为其更名方瑞)不是正常死亡，也不是蓄谋的自杀，而是服药过量引发的意外死亡。她去世时两个女儿都在外地参军，保姆未发现任何异样。“文革”期间，曹禺夫妇都需要大剂量的安眠药才能入睡。疾病的痛苦并不是爱情可以抵挡的。
万方
方瑞怎么会如此依赖药物?这几乎是家族一个痛苦的秘密，这痛苦从万方的外婆那里延伸而来。作为历史对应物，鸦片携带着屈辱和痛苦。当我们谈及鸦片时，不仅是在谈论药物，也是在谈论国家民族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历史也贯穿了毒品的发展史，毒品见识了人类意志的脆弱。早在1860年，诗人波德莱尔在《人造天堂》中就曾对鸦片对人的影响进行过细致分析。毒品和烈酒是催化剂，让人癫狂。鸦片及其带来的后果密布在日常生活中，文学作品也有相关的记录。《尘埃落定》《罂粟之家》《白鹿原》等小说都写到当时中国乡村的土司和地主们依靠种植鸦片致富的情形，还有《家》中描写的下人为吸鸦片不惜偷卖主家东西的情节。鸦片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在中国人心目中，它是洪水猛兽，是罪恶的化身。
无论在万家还是方家，鸦片乃常见物。鸦片在当时甚至是炫耀性消费品，能为“有闲阶级”带来身份认同。万方陪曹禺回天津老家，面对旧屋，曹禺追忆道:“他(李补耕)一来就和我父亲对着抽鸦片烟，他夫人和我母亲对着抽。”“那时候真是乌烟瘴气哟!哥哥在楼下抽，父亲母亲在楼上大客厅里抽。”云山雾罩再次弥漫开来，这种痛苦的氛围让曹禺决定离开家乡。万方信笔直书爷爷辈吸鸦片的故事，因为曹禺本人对此抗拒，这是一道有效的屏障;而被弃的外婆和自己最爱的妈妈都依赖药物，这就让万方无法超然物外。时隔多年，渐入老境的万方才慢慢理解外婆作为女人的痛苦:生下七个孩子接连失去五个，大儿子又患有骨癌……万方每次到墓园去为父亲扫墓，也会去看看曹禺坟墓旁边那不满周岁的“长男刘公照”之墓。万方将自己对外婆早夭的五个孩子和母亲流产的两个孩子的哀思都寄托于此，将天下失去孩子的父母的痛苦也寄托于此。“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一种超越个人、超越血缘的痛惜之情弥漫开来，这些早夭的孩子也都是父母的心头肉，他们将父母的一部分生命带走了。光芒的背后是长长的阴影，暗夜与阳光轮转，生命之树常青。
万方落笔之时，依然为文弱典雅的母亲吸药感到羞耻。感到羞耻的原因是双重的:一是母女亲情的瓦解和迫于为长者讳的文化传统，还有一层来自美的破坏。对万方来说，母亲是纯美的象征，不应该有半点瑕疵，所以这真相构成的精神创伤，要付出巨大的心理能量来直面。沿着母亲的死揭开笼罩家族的疤痕，属于母亲的“个人时间”流向国族的“地理时间”，我们看到了“长时段”的历史长河中的浪花飞溅。冰冷的历史术语“鸦片战争”与家庭具体可触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伴随着美的毁灭。要平息接连丧子的痛苦，外婆需要药物的帮助，而外公开药店，很方便就能得到。外婆生育七次，仅存活两个女孩:邓译生和邓宛生。宛生从小强壮矫健如男孩，而译生自幼体弱，因胸腔积液经常出入医院，无法正常上学。长女邓译生是外婆的精神支柱，事实上，外婆后来被外公抛弃，终生随长女一家生活。某种意义上，外婆模仿了曹七巧以鸦片对长安进行身体控制。邓译生天性安静，喜好吟诗作画，接受过大名鼎鼎的胡适、沈从文等名家的指导，成了传说中的“最后一个大家闺秀”。
方瑞
邓家与杨振声一家交往尤深，暑假会一起去游玩，孩子们亦情如手足。邓家两姐妹沿着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长大。到了要谈婚论嫁的年龄，外公让宛生带着姐姐译生去江安剧专，见见自己同事的儿子张骏祥，希望能够促成婚事。那时候张骏祥刚从耶鲁大学回来，与老同学曹禺同在江安剧专工作。缘分突如其来，曹禺与邓译生一见钟情，两人经历了一场漫长的婚外恋。当时，曹禺已与清华同学郑秀结婚生子，郑秀虽与曹禺性格不合，但对曹禺一往情深，1974年邓译生去世后，郑秀仍试图与曹禺复婚。曹禺与邓译生双方都经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直到1949年后，才离婚、再婚。狂喜与痛苦、幸福与思念交织，这些在他们的通信中能够清晰地感受到。邓译生诗画俱佳，曹禺鼓励她去参加工作，但邓译生自幼被妈妈严管，对家外的广阔世界有些害怕，终生不曾出外工作，这与1949年后鼓励女性进入公共空间的时代氛围格格不入，这也导致性格孤僻的邓译生对曹禺有着严重的精神依赖。
《你和我》收录了曹禺与方瑞之间的通信，这些私密的情书原不是为了发表，他们彼此互为独一无二的读者。今天，我们有幸读到这些褪色的信笺中传递的呢喃、痛苦和意志，真实的情愫纠葛使我们感受到历史的痕迹、时代语境、爱的超越性，以及他们彼此的性情与人格。这些不加修饰的言说比一切技巧更接近于他们内在的自我。让两颗心灵燃烧的爱情，使柔弱的方瑞能够排除外部世界的流言蜚语，产生新的认同。这让万方和妹妹确信母亲曾经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爱让方瑞第一次有力量对抗父亲以及整个父权系统。此时，爱情的砝码重于整个世界。于女性，爱情乃自我认同的核心，正如杨联芬所言:“恋爱既处于‘家庭问题’、‘妇女问题’、‘婚姻问题’、‘教育问题’的交叉地带，又是‘人生观’和‘新旧文化’选择的直接体现，是介于思想与行动、形上与形下、意识形态与日常生活之间最直接和普遍的‘文化现象’，又因为‘恋爱’关涉的是全体青年/学生，因此，五四时期的‘新旧’冲突、‘中西碰撞’，无不直接和敏感地呈现在‘恋爱问题’上。‘恋爱’已非私人事情，而是‘个人主义’与家族主义的角逐，是新道德和旧道德的选择，是现代文明与封建礼教的抗衡。”[1]曹禺与方瑞的爱情颇像鲁迅《伤逝》的现实注脚，方瑞坚持“我是我自己的”。
曹禺和方瑞
今天我们回看曹禺，他是一位真诚的、极具共情力的人，有一颗敏感和丰富的心灵，他因母亲的生育悲剧而疼惜所有的女性。“八十多岁时，他住在北京医院里，写过一首十几页的长诗，写为他而失去生命的十九岁的母亲，写他永远的心疼。那心疼存在于他的每一部剧作中，化为无限的怜爱，怜爱着他剧中的女性人物。只要他活着，他就会对女性保有这份童真的爱恋。”[2]曹禺时常没有由来地对女儿万方感慨女性的可怜，他的心为平凡而伟大的生育者颤动，幼年的创伤深深地嵌入他的精神结构之中。他的话剧塑造了许多感人的悲剧女性形象，这些形象分担着他对母亲永久的痛悼，也是他对自我残缺部分的弥补。
外公邓仲纯(又名邓初)深爱自己体弱多病的长女，视译生为掌上明珠，哪怕战乱流离失所，也尽可能满足爱女的愿望，维护诗画静好的一方天地。外公自己遭遇情感危机，深感名存实亡婚姻的痛苦，却并不能推己及人，接受已婚的曹禺为女婿，至死也不曾与曹禺握手言和，最终带着无法和解的痛楚离开人间。也正是从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中，我们看到爱的伟力，就如小草会从石缝中长出来，种子在绝境中依然发芽。一边是父母之命，一边是自由婚恋，柔弱的邓译生陷在新旧社会交替的旋涡中，牢牢地抓住了爱情这根救命稻草。此时的众叛亲离更像是一种自我认同，放弃熟人共同体以探寻新的自我认同。批评家布鲁姆认为“浪漫爱情是莎士比亚的诡计”。是的，戏剧常常深入到我们的审美结构并影响我们的人生。爱情这个玫瑰色的名词，将许许多多家庭带入灾难，将无数陌生的痴情男女带入风暴。千百年来文学都为绝美浪漫的爱情咏叹，殊不知，爱和依赖一样，一旦深陷其中，便无法自拔。爱让这个多情的家族神魂颠倒。
二、历史场
《你和我》打开了历史场广阔幽深的后院，颇似“小径分岔的花园”。在历史的后花园里，艺术家同样是赏花者。
上世纪四十年代，妈妈和外公外婆在重庆
父亲的万家、母亲的邓家，以及外婆的方家都是名门望族，那棵繁茂的家庭树在国族的现代性追逐过程中留下浓墨重彩的印迹。花开两朵，一枝是曹禺的故事，另一枝是万方母亲家族的故事。外公邓仲纯一生仗义疏财，专业从医，同情革命，对朋友肝胆相照。我们往往据革命的成功追述往昔的意义并将过去浪漫化，所以，我们很难想象外婆这样遵奉三从四德的旧式妇女，要与外公这样的侠士日夜同屋，共同度过不安稳的革命岁月。万方试图对人性进行还原，从普通人的视角来忠实呈现，这也是非虚构写作与报告文学的区别。报告文学承接的是宏大叙事的传统，往往大写公共空间而挤压个人空间。就家庭领域而言，“在对亲近的人形成判断时，我们受社会规则和信念的支配和引导的程度最小”。[3]因为近距离地观察日常生活可以补充细腻的细节。万方的外婆就这样误入历史的深深庭院，一次次看着丈夫与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后来在历史中响彻云霄的革命人士来往。邓仲纯的革命生活惊心动魄，有时甚至半夜将两个女儿从梦中抱起来掩护革命者出城，没有几位家庭妇女能够承受这样惊惶的生活。万方的外婆想要的不过是安生的日子，丈夫能够把自己和家放在心上。在外公与陈独秀成为好朋友的那一天起，他就和革命时代风雨同舟，不能切割。最终，外公和外婆的婚姻名存实亡。
邓仲纯的弟弟邓以蛰，万方称他三公公，是“杰出的美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是“两弹元勋”邓稼先的父亲。邓仲纯与邓以蛰有许多文学场上的朋友:梁实秋、胡适、蔡元培、杨振声(今甫)、闻一多、赵太侔、徐志摩、冯友兰、丁西林、朱自清……。恰如闻一多所谓“名士派”:痛饮酒，熟读《离骚》。
同在顺兴楼吃饭，饭后回到今甫寓中大谈，谈北大的事，谈翻译Shakespeare的事，畅快的很。……连日在顺兴楼，他们都喝很多的酒，故醉倒了邓仲纯，陈季超……———胡适
酒从六时喝起，喝到八时，不大能喝的约三五位就起身告辞，剩下的八九位则酒兴正豪，开始宽衣攘臂，猜拳行酒……闻一多提议邀请方令孺加入，凑成酒中八仙之数。———梁实秋
我们特请刘海粟、钱稻孙、邓以蛰诸先生谈西洋艺术，余上沅、赵太侔先生谈戏剧，闻一多先生谈文学……不用说，有我们钟爱的郁达夫与杨今甫。———徐志摩[4]
万方选择了这些文人们的日记和诗文，以酒作题为他们重建了“朋友圈”。梁实秋认为文学作品的背后是活生生的人，革命时代与具体的个人共同构成活色生香的文学场，这一场接一场的酒醉就是现代文学史的肉身，诗酒风流的生活展示了他们的真性情。他们的酒事是历史的第一现场。酒中有迷惑，也有义气和古道热肠，革命也需要辅以豪情。
后文还插录了“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几件小事:陪家里人打扑克，脾气温和腼腆;爱听交响乐，爱听京剧。他像戏剧中的林冲一样将自己的热情和生命献给了事业，放弃了日常生活的温暖繁华。书中寥寥几笔就将邓稼先的精神肖像勾勒出来，这是一位富有文艺情趣的科学家。然而结局是大家都知道的，邓稼先和居里夫人一样病逝于过量辐射。我常常由此想到奥本海默、海森堡、玻尔这批科学家，想到话剧《哥本哈根》，他们对原子弹的杀伤力非常清楚，在制造原子弹这件事的态度上科学家内部也有伦理分歧。原子弹只要造出来了，它必然会被投射。最终不管是轰炸欧洲，还是投向日本的广岛、长崎，都不可避免地造成无辜百姓的巨大伤亡。这时候，人类立场与民族立场产生了尖锐的矛盾，战争正义与否值得思考。科学家的伦理和人类正义性的伦理也有不一致的时候，绝大部分科技产品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但科技对人类产生的副作用也必须被重新考量。科学家受兴趣或利益驱使追求更新，科技产品来到世间是不分善恶的;而人类却必须辨认善恶，这是人之为人的重要原则。人对大自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对科技产品的副作用必须足够警惕。此外，科技产品自诞生起就在等待被淘汰，如我们的手机、电脑等产品。而人类却恋旧怀旧，渴望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渴望不朽。邓稼先的爱国情怀和献身科学的精神会感染所有的中国人，我却常常忍不住要想，他这样一位热爱音乐与戏剧艺术的科学家，如何克服内心的波澜，专心致志地从事“两弹”研究呢?每个人都是如此矛盾的多重组合，这也从侧面增添了这本书的魅力。最迷人的冲突不是善与恶的冲突，而是善与善之间的冲突。善恶冲突是不需要理解力来参与的，它们可以轻易地被辨别，而不同的善之间的矛盾、不同的爱和不同价值之间的冲突，为我们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联想空间。
三、重新理解曹禺，理解话剧
撇开引人入胜的爱情故事和曲折幽深的历史场，《你和我》的作者万方，女承父业，成为编剧。这给了我们一种预先的阅读期待:除了家史之外，还渴望了解他们的话剧生涯。在20世纪的话剧界，曹禺独树一帜，他的戏剧之路耐人寻味。曹禺的生母在生下他三天之后就去世了，他由继母(姨妈)带大。曹禺很小就被带去看戏，走上戏剧道路是与家境相关的。曹禺父亲正当盛年时被排挤出官场，整个家庭笼罩在鸦片的烟雾中，哥哥也偷吸鸦片，父亲与哥哥的关系非常僵化，后来哥哥早亡。童年时曹禺又意外从保姆口中得知自己的亲生母亲已经过世。家庭阴影重重，受新思想的吸引，曹禺执意要脱离旧家庭，很快就在张彭春老师的影响下迷上了戏剧，并申请转学到清华大学。“文革”来临，曹禺虽然没受到直接的身体冲击，但恐惧本身让他们夫妇都依赖安眠药度日，最终引发了方瑞吃药过量的悲剧，曹禺只好用加倍的安眠药来抵挡中年丧偶的痛苦。
我们以往粗浅地知晓曹禺是大才子，还在清华读书时就写出了《雷雨》，所谓“当年海上惊雷雨”，一时名声大振。后来又写出了四大悲剧，被誉为“中国的莎士比亚”，在共和国成立初期即被排好座次在“鲁郭茅巴老曹”之列，获得非凡的声誉。改革开放后，曹禺先后担任了一系列文化界的要职，出席各种高规格的会议。我们很容易顺着仰望名人的逻辑对他的人生展开联想，却忽视了曹禺长期以来服用安眠药的事实和内心的复杂波澜。阅读《你和我》恰好可以改变某些刻板印象，重新打量历史的细节，使我们在真实的历史场域中，还原已知事件的真相，以切身的体会和情感重返历史空间。
《雷雨》初版手稿
多年以后，曹禺随拍摄他专辑的摄制组一起回到清华园，万分感慨。当回到图书馆，面对自己写过《雷雨》的桌子时，他陷入深深的回忆:
不知废了多少稿纸呀，都塞在床铺下边。我写了不少的人物小传，写累了，就跑到外面，躺在草地上看天空，看悠悠的白云，湛蓝的天……
当年图书馆的一个工作人员，他待我太好了，原谅我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哦不，我记得，他姓金，这位金先生允许我进书库随意翻书，还允许我闭馆以后还呆在这儿写作。那些日子真叫人难忘啊!当时我没有一点别的想法，一门心思就想写出来，没想过发表，也没想过演出。[5]
这是苦与甜交织的记忆，创造力需要以才华为基础，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否认了天才论。曹禺只有几岁时，就因为脱口对对子得到黎元洪的奖赏。不过《伤仲永》的故事告诉我们，才华也需发掘、磨砺和提升，灵感总是在积极思索时闪光。才华同样离不开笨功夫，看看曹禺的经验之谈:“在我看来，写戏没有别的路子，更没有捷径，必须认认真真地反复读剧本，读各种剧本，国内的国外的，从关汉卿到戏考，到外国的各种流派，象征主义，未来主义，表现主义，写实主义，都要读。”“《雷雨》这个名字，如果硬要我讲，雷，是轰轰隆隆的巨大声音，惊醒他们;雨，是天上而来的洪水，把大地洗刷干净。”[6]写作源于阅读方面的刺激与唤醒，也有作家主体的创造，而这创造也来自作家所处的时代环境。
万方用了不少笔墨来谈论剧本《雷雨》刚发表时的情形，那场风波让靳以受了委屈，而将知遇之恩归于巴金。我以为这不光是审美力的问题，而是由于巴金与曹禺有共同的情感基础，对于旧家庭的腐朽没落和生命力的衰竭有共通的感受。《雷雨》和《家》异曲同工，是20世纪30年代控诉家族罪恶的“两生花”。曹禺和巴金将自己从大家庭深处冷眼旁观之所得和肩负的痛苦融入字里行间。大家族的生活充满诡异感，本质似囚牢，没有光明，没有活力，正如闻一多笔下那湾“绝望的死水”。曹禺和巴金的友谊某种程度上基于两个人共同的境遇，对大家庭的反思和批判、对底层女性的深切同情这一点他们尤有共鸣。在艺术表达上，曹禺受西方文化的影响颇深:“我在构思中不知什么原因，交响乐总是在耳边响着，它那种层层展开，反复重叠，螺旋上升，不断深入升华的构架，对我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再有古希腊悲剧中所蕴含的不可逃脱的命运，也死死纠缠着我，这原因很可能是，那时我觉得这个社会是一个残酷的井，逃脱不了的网，人们无法摆脱悲剧的命运。而这些都是决定着《雷雨》结构的因素，天网恢恢，在劫难逃!一个戏的结构，绝不是形式，它是一种艺术的感觉，是一个剧作家对人生、对社会的特有的感觉。”[7]
万方还只有五岁的时候，就被曹禺带到剧院看《雷雨》，当时就被现场的场面吓哭了。曹禺很快就愠恼地将爱女带出剧院并批评她道:不能在剧场哭闹，剧场里必须保持绝对安静，这是对演员和观众的尊重。曹禺的严肃态度让万方终生难忘。
在写作态度和技巧方面，曹禺也给了万方具体的指导。为了创作《日出》，曹禺经常出入妓院，观察妓女们的“生之痛苦”，被诬传为“逛窑子”，曹禺也并不解释，目标激发的内心能量使他能忍受误解。“整个一个暑假，见过许多三等妓女，认真地采访这些人。人家也奇怪，干吗记这些话。我说我是报馆记者。靳以同我一起去。靳以就是那么呆头呆脑的，不懂世故，方达生不是我凭空编造出来的，有靳以的影子。砸窑子是常事，妓女一招待不好，把它砸了。翠喜是自由身，可以回家。小东西就不能乱跑。搭班的可以回家，其实她也跑不了，得给当班的印子钱。”[7]结合自身的创作经验，曹禺要求万方像画家写生一样记录生活，刻画人物，即使在人生最黯淡的时期，也不能自我放弃，坚持写作依然是自我认知与自我激励的有效途径。
↑《北京人》手稿
→《日出》，曹禺，1936年，文化生活出版社
子承父业是东方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你和我》中再现了身教的重要意义。曹禺晚年病重，不能自理，坐在医院的轮椅上仍与万方谈论她的小说，像谈身边的亲人一样谈虚构人物的去向，并以杰克·伦敦的“牛劲”勉励万方努力创新。可见，创作乃父女最紧密的精神纽带，剧作家乃他们最深切的身份认同。曹禺给两个女儿的信也显示出了一位父亲的真诚与做人的诚实朴素。曹禺的心都在事业上，对日常生活十分马虎，方瑞给他画了张草图，让人忍俊不禁。万方补记的故事正适合做注脚:曹禺有次上课表情极端难受，仿佛百爪挠心，学生和他都以为胃痛使然，他自己也以为，到休息室脱下衣服才发现，原来里面竟藏了一只活老鼠。对生活如此粗疏的人，却对人心、人性有那么深刻的理解，对人情和爱有那么细腻的表述。
曹禺的四大悲剧《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涉及不同的题材和社会阶层，呈现生活最为隐蔽的角落，既让我们见识到人类共通的那一部分情感———这是从人情练达中修习来的;也让我们领悟到人心中不可控的部分，正如物理学所说的“测不准原理”在文学作品中的展现，表现人情谜一般不可把握的部分、人性的不可捉摸以及命运的神秘。此乃文艺的迷人之处，读者亦由这面镜子窥见自己的心像，或曰自我的内部世界。话剧家不仅要创作出优秀的脚本，还要根据演员的表演现场和观众的反应来进行调整，反复修改台词。剧本创作与表演不断互渗，正是这一文体的特殊之处。曹禺并不因自己是名家而唯我独尊，他晚年病重，不能亲自去现场，仍让万方去剧场观看观众的反应，父女俩在重视演出效果这一点上非常默契。正是剧作家们严格的自我要求与不断追求完美的艺术理想，使我们感受到艺术经久不衰的魅力。
万方将戏剧创作经验及读者意识运用到非虚构作品《你和我》中，大量的闪回、对比、视点穿梭极大地丰富了叙事内涵，使叙述不断地在往事和今天之间流淌。申丹通过对叙事人的研究发现:“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无论‘我’是主人公还是旁观者)，通常有两种眼光在交替作用:一为叙述者‘我’追忆往事的眼光，另一为被追忆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这两种眼光可体现出‘我’在不同时期对事件的不同看法或对事件的不同认识程度，它们之间的对比常常是成熟与幼稚，了解事件的真相与被蒙在鼓里之间的对比。”[8]《你和我》特别注重历史的意义于当下重现，日常生活与历史场互相映照，爱女与慈父的心心相印中也有后代对前代编剧家的致意。爱女、编剧家的双重身份使得万方的叙事既亲近又抽离，饱满的情感中散发着理性思考的光泽。父女俩在生活中与在创作中培养的默契，为全书增添了许多温情的色彩。家族叙事的难度不在于讲述太阳下光芒四射的故事，而是冷静地解剖暗夜里最私密的叹息、深情和难堪，突破道德的栅栏，以平常心观似水流年。光明与黑暗齐观，才能见到最深的自我。
万方（左一）与儿子、妹妹看望曹禺
当万方打开《天鹅湖》邀请天上的父母与她一起共度黄昏时，《天鹅湖》的旋律亦充满我的小书屋，四只小天鹅翩翩起舞，那是人类至高的精神之舞。今与昔，时节如流;你和我，互为镜像。无穷的时光，无限的你我。
本文原载于《当代作家评论》 2020年第6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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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杨联芬:《浪漫的中国:性别视角下激进主义思潮与文学(1890—1940)》，第4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2] 万方:《你和我》，第35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0。
[3]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第121页，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4]万方:《你和我》，第42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0。
[5][6] 万方:《你和我》，第59－60、60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0。
[7]万方:《你和我》，第68、73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0。
[8]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第23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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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木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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